人格权牵连身份权益，如姓名权牵连身份权益（亲属权、户口档案权[11]）。

详言之，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实现裁判文书的上网公开，便于社会主体了解裁判信息，其中最为现实的就是通过全面反映司法裁判概貌和纠纷案件特点规律的各种审判报告、白皮书、蓝皮书等形式提出综合类司法建议。但是此种间接的方式同样取决于一个前提，即行业协会与政府主管部门树立重视司法裁判调研的观念。

当然，近年来出现的白皮书、蓝皮书、法院工作年度报告等，也是法院提供裁判信息的创新举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浙江、上海、北京等地法院针对行政审判而发布的白皮书，江苏法院建立的知识产权蓝皮书发布制度等。所幸的是，《人民法院报》自2011年9月22日起，在其每周一版的《实务周刊》中开辟了司法建议精选栏目，将一些优秀的司法建议刊登出来，使全社会了解司法建议的重要作用，并促进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即便如此，司法建议工作仍是重要的。(四)法院的选择：漠视还是建议我国社会运行实践的上述情形，对法院提出了挑战，使其面临着如下两种选择。因此，只能对有关单位普遍存在的工作疏漏、制度缺失和隐患风险等问题视而不见。

具体而言，法院在充分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正确裁判，其裁判过程与结果，必然蕴含着其作为纠纷终端裁决者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第二类渠道即直接的方式，是法院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能力优势，针对个案或类型化案件，将某一行业、某一区域或某一领域的案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予以梳理、研究与总结，并将这些信息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呈送给相关单位与部门。法治之所以称为大法治，就是因为能将法治的古今中外因素熔于一炉。

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上的合理性更为根本。不仅如此，而且对中国法律传统和西方法律文化的观念角度的研究，还往往会加深、加剧中国法治共时性存在的传统困境和现代化困境。如在立法上对我国社会中的习惯法、国情等，往往采取一种道德化或大词化( 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化) 的方式加以处理。但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在观念层面存在冲突的法律制度在技术层面存在兼容的地方，就有可能实现法治的古今中外因素的融合和沟通，就有可能建成大法治。

［3］P665 －666引用德日进的话说： 过去已经向我显示如何建设未来。自董仲舒到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历史时间长及二千余年。

陈弘毅明确倡导： 从‘中国法学往何处去到‘历史法学，应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和其他经典，回到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法学……历史法学的使命，就是探索中外法文明的过去，重新认识它们，从而了解它们的现况，并思考它们的未来。否则，更有可能不是中国法治的技术合理性。否则，就有可能不是中国法治的技术合理性。［12］P98 －189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观上对历史视野存在厚望，认识到走出传统困境对中国法治走出现代化困境的意义，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自觉的意义，也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如何对待中国历史传统，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自觉，怎样从中国法律传统历史中去开掘出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意义的制度资源，怎样从西方法律文化中去开发出对中国法治有借鉴意义的制度性资源，以保障大历史视野和站在中间的立场能有效实现等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没有很好地做出明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也没有开展这个方面有开拓意义的法学研究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1］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 三联书店，1997．［2］ ［美］昂格尔．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 吴玉章等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 ［美］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 贺卫方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 ［美］伯尔曼． 历史向度的丧失是现代法律危机的原因［A］． 许章润．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C］．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5］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 张志铭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6］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北京： 学林出版社，1987．［7］ 黄仁宇． 大历史不会萎缩( 第 2 版) ［M］． 北京： 三联书店，1997．［8］ 杨鸿烈． 中国法律思想史［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 苏力． 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10］ 季卫东． 宪政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 陈弘毅． 从中国法学往何处去到历史法学［A］． 许章润．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C］．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12］ 梁治平． 法治： 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A］，民间、民间社会和 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的再检［A］． 梁治平． 在边缘处思考［C］．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13］ 张洪涛． 司法之所以为司法的社会组织结构依据———兼谈我国法院改革的核心问题之所在［J］． 现代法学，2010，1．［14］ 张洪涛． 从以礼入法看中国古代习惯法的制度命运［J］． 法商研究，2010，6．［1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考古［M］． 蒋明炜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上海： 三联书店，1988．［17］ 苏力． 道路通向城市： 转型中国的法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18］ Ehrlich 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M］． New York：Arno Press 1974． 进入专题： 法治 。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欧洲大陆法系的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各有 55． 2、35． 7、30． 1 万平方公里，分别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约 1/18、1/27、1/32。随着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暂时的历史上的技术合理性有可能得到逐步的修改、完善甚至被推翻，历史上的长期的技术合理性也会随之得到修改、完善甚至被推翻。［7］编者说明大历史着重研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

constitute = con( 一起、共同) + stitute，翻译成中文就是放到一起的意思。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因此，我们不仅要从观念角度来理解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制度与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存在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现代法律转型必要，更应该从技术层面来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安排及其相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西方法治相对于西方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通的地方，从而找到中国法治变局中可能存在可以继承的东西，将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连接起来。［7］P1相信历史有它的用途、它的连续性、前后连贯，这样才能建立历史观。

中国文化传统形成后，自成一体，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从未间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真正征服过。中国的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 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再如哈耶克在对普通法历史研究基础上认为，西方之所以出现了法制对自由的侵犯、法治的危机，是因为法律规则的日益一元化———外部规则即哈耶克所称为的立法，以及带来的法律秩序的日益一元化———外部秩序，因此，西方摆脱法治困境的出路在于，恢复以往西方法律规则的二元性———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即哈耶克所称为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以及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二元性———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四、大历史何以能保证中国大法治向技术层面推进既然中国大法治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需要大历史尤其是技术角度，那么，大历史何以能保证中国大法治向技术层面推进呢？首先，大历史强调技术角度，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古今中外因素建立大法治提供了可能。作为后继者的中国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法学，也正在全方位地移植或借鉴西方法学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受现代化范式所支配，大致也在从事着昂格尔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工作： 要么是西方法学的看管人，对它们的法律、法规、制度、学说、理论进行各种各样的译介、评论和诠释，干着诠释法学的工作。大历史的空间间距较宽，主张放宽历史的视域，中外联系，根本宗旨是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强调中国本位，是中国大历史。

根据《牛津大辞典》的解释，institution( 制度) 与constitution( 宪法) 分别是由 institute 和 constitute 演变而来。［1］中文版自序大历史是他研究的对象，更是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野，是两者的高度统一。

同样，如果只是侧重于对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观念角度的研究，而不进行相应的技术角度的研究，就会在借鉴、学习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上大打折扣，使本来可以移植、能够移植的技术制度由于主观上认识的原因而不能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来，而使那些可移植性较差的观念制度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制度的配套而名存实亡，阻碍中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最终使中国法治也无法走出现代化困境。如季卫东在他所主张的法治程序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就说： 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改革的目标迟迟不能达到的今天，……无论如何，首先需要换一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秩序原理进行考察、理解以及再理解，否则关于中国法治的讨论就无法深入下去。

［16］P2中国至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情形，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地域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较大。面对现代化困境尤其是西方法治及其观念，中国法治常常采取一种不加质疑地全盘承认、接受的态度。

对于儒家独霸时代，杨鸿烈解释说：儒家学说经历两汉在社会上的势力业已造成，后此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君主自然也就一循旧贯，尊儒家学说若‘天之经地之义，而两千年来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就成为儒家的法律思想了。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关 键 词］大历史 中国大法治 中国大法学 技术角度 观念角度自本土资源说提出关注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法治的中国元素又受到了学人的关注：如有的侧重于立法考察，认识到中国法律成为外来法的危险，中国法律应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现实。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描述当时雅典公民民主参与的情景时写道：当雅典西端的普尼克斯( Pnyx) 山顶上升起通知召开人民议会的黑烟时，城邦农民便拄起拐杖，徒步走向邻近的雅典城去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

中国法治暂时的历史上的技术合理性，并不一定是历史上的长期的技术合理性。因此，当中国社会选择法治道路后，进一步地在中国社会展开、落实时，就必然要与中国元素特别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法律因素相遇，存在着化解现代法治观念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之间的冲突，并实现两者有机融合的现实问题。

他引用奥科塔威·帕斯的话说： 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中国法治对历史上的长期的技术合理性的追寻，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中国元素提供了不竭动力。

实际上，这种历史视野，已经被一些学者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运用于摆脱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困境中。气候环境相应地出现了由亚热带逐渐过渡到大陆性寒带季风的多样性气候。

二、走出中国法治理论层面共时性双重困境更需要大历史如果说现代西方法治存在的是历时性的现代化困境，即社会理论的‘历史包袱，那么，当代中国法治在理论层面存在着共时性的双重困境，为了研究的方便姑且称之为传统困境和现代化困境。大历史突显中国本位，是中国大历史，不是西方本位的大历史。尤其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去，必定前后连贯。［3］序言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法律，也是如此： 历史向度的丧失是现代法律危机的原因，［4］P5 －7摆脱现代法律危机，找到西方法治向何处去的方法，就是回溯我们借以到达今天路径的历史。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综合这三个传统学派并超越它们的法学。如果中国法治的目标是建立类似西方那种形式法治的话，中国现代法治则不可能从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中发展而来。

要不然中国在 1990 年间，岂不和 1920 年间完全一模一样，或者甚至倒退回去？［7］P125所有近、现代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不论是在我们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事件和相互敌视集团，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甚至被人们指责的军阀混战如 1930 年的中原之战，还是现在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从道德价值、思想观念、政治主张等观念的角度来看，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但在大历史的眼光中，从技术角度来看，都在为中国实现数目字管理而做出历史贡献，都有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同的只是工作的方面不同： 有的是在重构中国社会的高层机构，有的是在再造中国社会的低层机构，还有的是在建构中国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中国法治的传统困境，就是昂格尔所说的政治哲学包袱。

其人口 28，155 万，是英国人口 5，974万的近 5 倍。比较而言，中国法治的变局是对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否定或超越，是全变和巨变。